公元前117年文商期货配资，霍去病去世；前106年，卫青去世；前91年，巫蛊之祸爆发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卫青的死标志着卫家外戚的彻底沉寂。太子刘据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母家支持。然而文商期货配资，事实上，卫家的权力并非仅仅依赖卫青和霍去病。在他们之后，卫家仍有一位人物凭借个人才智和努力，迅速崛起，最终成为丞相。他的死，标志着巫蛊之祸的前奏。
这位人物便是卫青和卫子夫的姐夫，刘据后期最为依赖的支持者——公孙贺。卫青与霍去病的去世，虽使卫家失去了其巅峰时期的代表性人物，但公孙贺自从娶入卫家以来，就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实力。从最初的随卫青征战沙场，到后来的政治升迁，他的生命轨迹成为了卫家荣辱沉浮的象征。
公孙贺的父亲在七国之乱中表现出色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被封为平曲侯。年轻的公孙贺也未曾错失机会，早早投身军旅，屡立战功。在这两重背景下，当汉景帝刘彻成为太子时，便把公孙贺任命为太子舍人。这个职务虽不显赫，但其职掌东宫宿卫、担任太子秘书等职能，为日后的官途奠定了基础。
展开剩余81%果然，随着汉武帝登基，公孙贺得到了重用，迅速被升任为太仆。作为九卿之一的太仆，不仅需要管理皇帝的马车和车舆，更与军队紧密相连，直接掌管着皇帝用兵所需的战马资源，这一职务使得公孙贺与汉武帝的关系愈加紧密，身上的权力也随之膨胀。
然而，在汉武帝登基后的几年前，卫家逐步开始崭露头角。公元前139年，汉武帝偶然访问姐姐平阳公主的家，随手带回了一位美丽的女子——卫子夫。卫子夫进入宫中后不久便怀孕，生下了汉武帝的第一个孩子。这一系列的喜事让汉武帝极为高兴，几乎在几天内便赐给卫家丰厚的奖赏。卫子夫的兄弟卫长君和卫青被封为侍中，紧随在皇帝左右。汉武帝甚至打算让卫家更加显赫，因而将卫子夫的两个姐姐——卫君孺和卫少儿——分别嫁给了陈平后代的陈掌与公孙贺。
卫家与公孙贺的结合，为公孙贺打开了新的人生篇章。作为皇帝亲信的宠臣，公孙贺从一个普通的宫廷侍从迅速跃升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人物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与卫家联姻的这一步。
公孙贺的军事表现虽然平平，但汉武帝对他的信任始终未曾改变。公元前134年，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报复，他布置了马邑之战，公孙贺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。尽管战役最终以匈奴识破埋伏而告终，汉武帝并未因此对公孙贺失望，而是继续重用他。在随后的几次反击匈奴的战役中，公孙贺虽然未能独立取得显赫战功，但始终表现出色，配合卫青取得了不少胜利。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公孙贺的军事才能始终未能让他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帅。尽管他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成功，但每次都依赖卫青的指挥，自己的独立领导力始终无法得到证明。公孙贺的崛起，更多依赖于卫家在当时的势力和他与卫青、霍去病的亲密关系。
汉朝持续的战争虽屡战屡胜，但也带来了国库的空虚。在面对财政压力时，汉武帝做出了一项艰难决定——削减封号。公孙贺的两子和卫青的儿子都被撤去侯位。这一变化，意味着卫家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开始下滑。霍去病早逝，而卫家仅剩下卫青一人，面对的则是更为严峻的内外挑战。
然而，卫家的危机并未就此结束。公孙贺逐渐发现，自己与卫青、霍去病不同，无法独立撑起卫家的重担。尽管如此，汉武帝仍然寄希望于他，最终任命公孙贺为丞相。然而，公孙贺的内心并不安稳，因为丞相的位置，注定了他将成为朝堂上激烈斗争的焦点。公孙贺心知肚明，很多丞相在这一职位上死于非命，深感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危险。
当公孙贺正式接受丞相职位后，汉武帝为他重新封侯，还任命了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为新的太仆。这时，卫家的权力虽然不及全盛时期，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地位。如果局面能够持续，太子刘据的登基之路仍然充满希望。
然而，命运总是充满波折。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为奢侈腐化，触犯了法律，甚至挪用军饷，导致家族陷入危机。为了赎回儿子的罪行，公孙贺急于立下功勋。然而，公孙贺的一次“机会主义”行动却加速了卫家的灭顶之灾——他为了替儿子赎罪，主动去捉拿一个游侠朱安世，却未料到，这场“捕捕”最终为自己带来了灾难。朱安世在被捕后揭露了公孙贺父子的罪行，这一事件成为了巫蛊之祸的导火索。
公孙贺和他的儿子最终被以罪名处决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，以至于连当时的廷尉都未能找到确凿证据。汉武帝事后承认，公孙贺父子并无实质性罪行，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被冤枉的。巫蛊之祸的发生，似乎早已有人暗中布局，而公孙贺的死亡，正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开端。
公孙贺的死，彻底打破了卫家在汉朝的最后依靠。没有了他的庇护，太子刘据逐渐成为了众矢之的，而卫家的灭亡也悄然开始。尽管卫家曾一度辉煌，但最终，依旧未能抗衡帝国权力的风云变幻。公孙贺的生死，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，也映射出整个朝堂的波动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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